从国画到版画
　　1931年，在校高班同学阎立川、郭乾德的辅导帮助下，力群考入了杭州艺专的二年级插班生。而由于和同学房士圣同住的关系，则又幸运地多了些和李苦禅老师接触的机会。力群在记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曾写道：“由于房士圣和国画老师李苦禅都是山东高唐人，所以李老师也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这样，我和李苦禅老师也就熟悉起来。他在班上也教我们国画，我曾画了一幅《乞丐图》，他为我题词鼓励。”当记者提及此事并追问当时李苦禅老师在画上的题词内容时，力群脱口而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人惊人的记忆力不禁让记者联想起“趴黑板”的故事，更让记者对“专心致志”和“心不在焉”一类成语有了尤深的体会。
　　那么，又是如何搞起了版画，并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呢？力群说：“以前老师倡导说要为艺术而艺术。而‘九一八’事件以后，国家处于危急状态，还搞什么艺术！这时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使我们觉醒——要为人生而艺术！”那是1933年的早春二月，一群热血青年勇敢地拿起了木刻刀，走上了为拯救祖国、为人民而艺术的道路。力群清楚地记得：“当我们上李苦禅老师的国画课时，同学们因为手冷，搁起画笔，围着火盆聊天，我们当中有人提议组织一个纯粹从事木刻的团体，立即就得到很多人的同意，经讨论定名为‘木铃木刻研究会’。”并于4月和6月先后两次办展，发行了《木铃木展》、《木铃木刻集》。尽管那些充满想象和热情的木刻作品颇显粗糙甚至苍白，但其中蕴含着的革命性却是难能可贵、毋庸置疑的。他们在沿着“一八艺社”的革命艺术道路前进，也正是新兴木刻的开始。而新兴木刻一经产生，就是在党的外围组织“左翼美术家联盟”领导和影响之下活动的。因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语）。
　　1936年力群一幅以描绘贫家母女相依为命，树叶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版画作品《采叶》，通过同学曹白送请鲁迅先生指导。就是这幅版画作品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次认可。“这对年轻的我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呀！”至今力群讲述起这段往事依然感慨万千。
　　同年8月，力群通过曹白又将新作《鲁迅像》寄给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表示了感谢的同时，对力群其他的作品亦给予了表扬，并希望他能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的鼓舞与首肯更加坚定了力群对版画艺术之路的信心。而那幅《鲁迅像》后来竟成为世界各国采用最多的刻画鲁迅形象的作品。

从版画到国画
　　已是古稀之年的力群，古稀今不稀，以耄耋之年又在宣纸上笔耕墨耘，开始了他新的创作历程。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已经70多岁了，搞版画就要下乡去写生，我不写生没有生活，就创作不出作品来。岁数大的渐渐跑不动了，而我的应酬又太多，人家老管我要作品，自己也时常有创作的冲动，就自然而然的又拾起了国画。一开始也只是为了应酬才画，谁知一画还就画出来了感情。”
　　老人一番娓娓叙说，让人记起了他在回忆杭州艺专学画时的一段文字：“我当时是选科生，不能住校，就和山东高唐的同学房士圣同居一室，他是高班生，画中国画，我每天看着他画荷花、画八哥……对怎样画中国写意画也就看得很熟了，这对于我上世纪80年代重新拿起毛笔作墨竹，不能说没有影响。”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力群虚心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品质，也可以看出他关注生活、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他说：“在我们中国画坛,古人以郑板桥画竹出名，今人有董寿平画竹成家。因为我对学中国画和书法都反对死学一家，而主张像蜜蜂似的采百花之精而酿自己的蜜……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太原没有竹林，所以我一有机会去成都或来北京就带着速写本拼命画竹，经过好长一个时期，我追求画出竹子风姿的抒情味，有别于郑板桥和董寿平。这时我对画竹的兴趣就更大了，和竹也就有了更深的感情。”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竹子，只有中国画家才画竹子。他不无自豪而又略带调侃地说：“画竹古有郑板桥、后有董寿平，今天还有了力群。”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他喜欢画小熊猫，觉得它灵活可爱，他创作的《汾河之秋》、《西双版纳风光》，特别是《湖边竹林》等作品，当是他国画中的精品之作。他深情地说：“这么多年画下来，我对国画的创作已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了。”
　　尽管力群最早以版画创作知名，但他的艺术造诣首先体现在学养上。从国画到版画，从版画到国画的转折，这个过渡是有踪迹可寻的，那就是“为人生而艺术”这样一种信念。
　　晚年的力群仍然保持了对艺术真、善、美的追求，他的作品更注重在审美上的价值，抒情色彩极浓，读来真切感人。
　　愿力群永葆艺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