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于纽约、长于纽约的商界大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工人阶层之间的交集原本并不多。在华尔街和硅谷被民主党掌控的情况下，特朗普给自己立下了“美国工人保护伞”的人设，并借着一句“让制造业回流”成功突出重围。

这句口号后的悖论显而易见，遵循全球化的逻辑，高成本的美国注定不会是制造业的最佳归属。即便是有特朗普关税的威逼和减税的利诱，资本在全球寻找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案，这个交织着权力和利益的口号，更像是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江河日下

8月的最后一天，埃克森美孚正式被道琼斯指数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软件供应商Salesforce，这距离埃克森美孚86多年的标普AAA评级“完美纪录”被剥夺已经过去了4年。至此，雪佛龙成了道指成分股中唯一的石油企业，同时能源股在道指中的权重降至仅2％。

这一幕似曾相识。两年前，2018年6月，在稳坐111年道指成分股宝座之后，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GE）被踢出了道指成分股。

无论是埃克森美孚还是通用电气，都曾是叱咤美国商界风云的老字号，前者创立于1882年，后者诞生于1896年，均做过美国股市市值的榜首，埃克森美孚最高市值超过5500亿美元，通用电气则高达6000亿美元，而如今，一个仅为1600亿美元，另一个只剩520亿美元，距离第一苹果的2万亿美元，已经相去甚远。

科技股赢了“古老”的工业股，股市的重心已经说明了美国经济的重心。在剔除通用电气时，标普道琼斯指数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David Blitzer就表示，美国经济一直在变，消费、金融、保健与科技类股份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而工业类相应转弱，以药店零售商Walgreens取代GE可以让道指的表现更能反映经济与股市现况。

如果说通用电气和埃克森美孚只是在股市中“落魄”，那么被公认为美国高端制造业骄傲的波音则是在全球一蹶不振。9月，波音的部分梦想客机787确认出现零件不达标的情况，而此时的波音，仍然处于737MAX两起空难的阴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无力翻身。

特朗普对波音的态度也从最爱变成了“恨铁不成钢”。2016年竞选时，特朗普曾坐着私人飞机波音757-200，在美国各州巡回演讲拉票；到2020年1月，波音在特朗普眼中已经成了一家“令人非常失望的公司”。

在波音、通用电气走下神坛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的整体衰颓。铁锈带应运而生。俄亥俄州的钢铁炼油业、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冶金焦炭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骄傲变成了新时代的铁锈。

“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衰败为代价，富裕了外国工业……我们让其他国家富裕起来，自己国家的财富、实力和信心却在地平线消失。工厂接二连三关闭，迁移他国，几百万被扔下的美国工人被置之不顾。”在上任演讲中，特朗普慷慨陈词，并许下诺言，“我们将保护美国国土不被那些制造我们的产品、偷走我们的公司、毁掉我们工作的国家掠夺”。

大棒+甜枣

开出了“让制造业回流”支票的特朗普，被铁锈带上的一张张选票送上了总统宝座。为了不让选民们失望，特朗普也的确做出了不少努力。对外，特朗普四处开火，用关税拦住企图物美价廉的国外产品；对内，则是通过减税和投资红利来诱惑。

汽车工业首当其冲。2017年1月3日，也就是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前两周，福特汽车表示，公司将取消在墨西哥投资16亿美元建厂的计划，并将把7亿美元投向美国密歇根州的工厂。

作为美国本土两大汽车巨头之一，福特汽车早就被特朗普口诛笔伐。“绝对的耻辱”，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用此来形容福特汽车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强烈要求该公司取消这一项目，并放言称，如果自己当选，将不会允许福特在墨西哥开设新工厂，并表示将对进口福特车辆征收高额关税。

面对无数次敲击，福特即使再不情愿也只能低头。根据福特的说法，特朗普提出的“税收和监管改革”计划，使其决定向位于密歇根州平岩的工厂投资7亿美元，创造700个新工作岗位。

不止是国内车企，就连出口至美国的丰田也被再三敲打，特朗普明确对丰田汽车CEO丰田章男表示，上台后要征收“一大笔边境税”，即要对丰田在墨西哥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35%的进口税。

这只是开端。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内，只要汽车企业有裁员、关厂或者在海外投资设厂的打算，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收到特朗普的警告，不超过140字的推特成了国内外汽车企业的阴影。

当然，在大棒之外，特朗普的政策组合礼包也颇为诱人。

减税是主要法宝。2017年，特朗普送给全美的圣诞礼物是价值1.4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其中，颇为诱人的是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15%~35%的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最高税率的降幅接近一半。

“的确，减税的效果是比较立竿见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们监测到的数据是，美国资金回流在2018年前三季度增加比较明显。从短期来看，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根据彭博的研究，石油化工制造业会因为这一法案成为大赢家，因为他们支付了所有行业中第二高的有效税率，高达37%。当然，在飞机制造业方面，波音也获益不少，因此在税改法案通过后，波音立即宣布投资3亿美元，用于员工培训和设施改善。

而在政府采购方面，特朗普也不遗余力地贯彻着“买本国货”的理念。在奥巴马政府《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的基础上，将“购买美国货”实施领域扩大到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和公共采购，明确要求上述项目和采购必须优先采购本国生产的产品，并且只有在没有本国生产的情况下才能采购进口产品。

循着特朗普的理念以及民众对就业岗位的渴望，美国各州在拉动外资方面也不遗余力。福耀玻璃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正是看中了减税后美国的成本优势，投资10亿到美国建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曾提到，“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5，汽油、电的价格则是中国的一半。”

在吸引外资方面，美国各州都卯足了劲。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在美建厂后立即遭到六个州的争抢。为此，威斯康星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终于获此殊荣。根据威斯康星州开出的优惠清单，富士康可以获得为期15年、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15亿美元的就业所得税减免、13.5亿美元的投资所得税减免及1.5亿美元的采购建筑材料营业税减免，同时该州还出售了至少1000英亩的土地。

根据威斯康星前州长沃克的声明，“新工厂最终可能将创造1.3万个直接就业岗位，2.2万个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1万个建设就业岗位”。这收获了特朗普的叫好声，一年后的6月28日，特朗普亲自出席了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建厂仪式，并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事与愿违

威逼利诱的确有好用的一面。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后表态称，同意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表示，公司“正考虑在美国建立第二家工厂”。

不是所有企业都像福特和大众一样，能心甘情愿地放弃其他国家低廉的成本和出口优势。墨西哥汽车组装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8美元/小时，零部件工厂工人的工资低于4美元/小时，美国汽车工人的平均薪资则在16美元/小时之上，如果算上福利，通用汽车工人的时薪甚至达到70-78美元。聪明的资本家自然知道如何取舍。

被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通用汽车“顶风作案”，2018年11月宣布了关闭7个生产基地、裁员14700人的计划，其中美国就有四家工厂堪忧，相较之下，墨西哥和中国的工厂并未受到影响。

“对这一消息感到不高兴”的特朗普不懂通用汽车的难处。2018年，全球汽车销量下降了1%至9333万辆，自2010年以来首次陷入年度负增长，2019年颓势继续，销量仅为9032万辆，同比下降3%，仅次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5.2%的降幅。

即便没有行业衰颓的大背景，强扭的瓜终归是不甜的，比如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百亿项目就没能成为“第八大奇迹”。2019年4月，刚上任3个月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弗斯就表示，希望重新谈判该州与富士康的合同，理由是该州为此付出的高昂成本。直到今年4月，富士康在该州的工厂仍然空荡荡。

旧厂关停、新厂却裹足不前，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之路卡在了成本劣势上，也卡在难以阻挡的全球化上。

杨水清指出，美国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高科技，但劣势则是中下游产业链的空心化，要让这些中下游的企业在美国重新办起来是比较难的。对于制造业办企业来说，主要的成本有两个，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土地成本，美国劳动力成本不支持，再加上劳工对工作的时间长度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不太可能形成完美的产业链。

比如，曹德旺的玻璃厂虽然收获了税收和成本的红利，但却被美国工会绊住了前进的脚步，利润迟迟上不去。相较之下，作为美企的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却风生水起。从2019年1月7日开工到2019年10月23日建成投产，特斯拉上海工厂用时不到10个月，产能也节节攀升，目前已至20万辆/年。

数据的走势则更直观。自上世纪50年代起，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中的比例就持续下滑，195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27.61%，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为38.66%。到2009年，这两个数据分别降至11.78%、18.1%。即便是在美国政府多措并举之下，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虽有短暂恢复，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事实上，在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总产出的占比并未出现明显上涨，2017年一季度约为16.9%，之后在2018年出现过短暂的上涨，最高峰达到2018年三季度的17.03%，之后直到2019年一路走低，到2019年二季度甚至创下自1947年以来的新低——11%。

疫情更是插在了美国制造业的心脏上。制造业生态系统公司Fictiv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9%的美国制造商的业务直接受疫情影响，包括销售下滑、材料成本、生产时间增加，以及取消或推迟产品发布等；36%的企业不得不裁员，24%无法供应订单。

资本趋利、投资避害，美国的优势在更低的洼地面前不值一提。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正孕育着一个个庞大的生产基地。

2017年，柬埔寨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53美元，算上各方面福利每月为200多美元；越南绵延3260公里的海岸线为其提供了厚实的口岸资源、保障了运输能力；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还有年轻丰富的劳动力，以及更低的关税壁垒……以上种种，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而言，无疑是各项选择中分量最重的那一个。

“其实，奥巴马时期已经在推进制造业回归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坦言，“制造业回归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悖论，如果按自由市场的规则来看，在美国高成本的情况下，输出去的低端产业链是很难回归的。只有打破自由市场的规则的情况，才有可能实现一定的回归。”

“那些没有供应链依赖、易于自动化的制造业回流其实是非常现实的，”杨水清也提到，比如，已经高度自动化的汽车以及汽车零配件交通运输机械家电等制造业，这些制造业大部分也都在美国，也有部分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不过，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就比较少了。

以曹德旺为主角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的结尾，工人们投票拒绝设立工会，目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工厂的新总裁则指着生产线说，“这里很快就要全机械化生产，我们会把这些工人全都裁掉”。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