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最近遇上了“水逆”，在经历了IPO延期、估值腰斩、高管流失之后，WeWork创始人及CEO亚当·纽曼也快保不住自己的位置了。作为WeWork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集团的不满情绪也随着近期WeWork的动荡持续上涨，最新计划是打算解除亚当·纽曼的职务。当Uber流血上市之后，狂奔的共享经济已经有了刹车的意图，当资本开始变得谨慎，缺乏自身造血能力的WeWork自然少了些底气。

图片来源：WeWork官网

CEO职位不保

如今对于亚当·纽曼而言，不利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了。《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Business Insider、CNBC等多家外媒都证实了这一消息。知情人士对这些媒体透露称，包括软银集团在内的投资者都希望纽曼放弃WeWork CEO一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纽曼就必须离开WeWork。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WeWork董事会有望在本周尽快召开，讨论解雇纽曼的细节，有可能通过让纽曼担任WeWork非执行董事长的提案。这样一来，纽曼不仅可以留在自己创办的公司，同时还能引入新的管理层来推动IPO，这将为WeWork带来维持其快速发展所需的现金。

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也是支持“罢免”者之一。在对CNBC透露消息时，一位知情人士表示，WeWork认为孙正义罢免纽曼的举动是为了阻止WeWork上市。如果WeWork不上市，这将避免软银今年早些时候对WeWork估值470亿美元后的巨额减记。不过，截至发稿，WeWork和软银集团方面暂未对此置评。

或许这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17日，WeWork暂时搁置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而这一时间点原本应是计划最早启动上市路演的时期。针对传闻的真实性和IPO推迟的原因，以及目前WeWork的估值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WeWork中国区公关部负责人，不过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WeWork最近的动荡不止这些。据媒体Business Insider报道，近几个月以来，WeWork”IPO计划不确定的情况下，已经有十多位高管申请离职，包括ARK房地产基金前首席投资官Wendy Silverstein、前房地产合伙企业负责人Sarah Pontius、前全球业务和财务运营负责人Ted Stedem、前首席品牌官Julie Rice、前首席传播官Jennifer Skyler等。

外界对于纽曼的管理方式也心存质疑。今年7月，纽曼通过出售股票和举债的方式高额套现逾7亿美元。之后为了保住投资者的信心，纽曼表示同意将自己从公司房地产交易中获得的所有利润悉数归还给WeWork。最新的文件消息显示，他同意在IPO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每年出售不超过10%的股份。

软银青睐不再

2010年，WeWork在美国纽约诞生，作为一名“二房东”，其主营业务是为初创公司和自由职业者提供“共享”办公场所，目前业务范围已扩展至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座城市，会员数量超50万。

孙正义曾经一直对WeWork青睐有加。据彭博社报道，软银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WeWork约29%的股票，持股数量超过了首席执行官亚当·纽曼。招股书披露，2017年以来，软银集团、软银旗下的愿景基金及其子公司累计对WeWork及附属公司投资约106.5亿美元。当年3月，软银首次斥资3亿美元入股WeWork，当时后者的估值略高于170亿美元，后不断加码投资。

青睐WeWork的不止软银一家。高盛还曾表示，WeWork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市值达650亿美元的公司。

好景不长，从今年年初开始，孙正义对WeWork的青睐就打了折扣。今年1月，WeWork又获得了软银20亿美元融资，但这一数字较去年传闻的“软银就收购WeWork多数股权进行谈判，预计出资150亿-200亿美元”，相去甚远。

作为共享经济领域的独角兽，与流血上市的Uber类似，WeWork在公布招股书之后，同样陷入了盈利模式能否支撑起高估值的质疑之中。招股书显示，2016-2018年，WeWork净利润分别为-4.3亿美元、-9.33亿美元和-19.27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净亏损达9.04亿美元，逼近2017年全年的亏损额，且同比增加了约25%。

具体的业绩数据浮出水面之后，华尔街的态度也发生了反转，WeWork的估值开始不断走低，一度低至150亿美元，有观点称最终可能停至100亿-12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在今年1月时，还是470亿美元。

估值的缩水意味着软银的投资遭遇了滑铁卢，因此当纽曼仍执着于推进IPO时，软银也展示出了强硬的一面。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纽曼在董事会中仍有盟友，而且由于他所控制的股票拥有额外的投票权，他有能力解雇整个董事会。但软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WeWork需要软银继续注入现金。

模式遭质疑

亏损不是最关键的，在投资者眼中，WeWork所倡导的共享办公模式正逐步暴露出缺陷。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指出，“共享办公模式依赖于短期租赁的小公司租户，再加上业主可能缺乏追索权，这一事实在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带来问题，”他认为，“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共享办公模式大举渗透的城市，银行向业主发放的贷款，是否会比我们以往所见的违约发生率更高、损失违约率更高。”

除了自身的模式之外，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教授、地产学专家帕维尔·克里文科还表示，美国现在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经济会否衰退的担忧，对WeWork的实际运营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已经与地产所有者签下租约，这部分租约数额超过他们与企业客户签署的租约。因此他们要支付的租金必定超过企业客户要支付给他们的租金。由于经济不景气，客户需求会降低。他们仍然需要付租金，但未必有足够的客户。”

因此，持续亏损之下，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斯科特·加洛韦直言，WeWork可能是世界上溢价最高的公司，“任何将其估值定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分析师不是愚蠢就是撒谎”。

尴尬的不只是WeWork。持续的亏损，加上盈利路径的模糊，WeWork似乎走上了Uber的老路。今年早些时候，共享出行公司Ube遭遇了估值大幅缩水的尴尬。在上市之前，Uber的估值曾经高达1200亿美元，目前Uber市值只有522亿美元，市值蒸发严重。有趣的是，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在Uber上市前也曾被免去了CEO职务。

互联网分析师杨世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共享经济刚出来的时候，政策的支持、资本的助推比较厉害，导致以共享经济为基础的创业比较多，一部分是真正的创业，另一部分是资本套现。后者在市场的洗礼中逐步被淘汰，而前者如Uber、WeWork虽然规模比较大，但还是无法找到比较好的商业模式，且共享经济受社会化影响比较多，很难去市场化要求其自己发展。

“不管是共享出行、共享办公，还是共享住宿，中间的管控环节比较弱，比如共享单车在经历粗放期之后，加剧了交通隐患，违背了共享经济诞生的初衷，Wework则从侧面反映出在盈利性方面存在很大障碍。”杨世界坦言，其实，共享经济目前并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商业模式，没有形成很好的供需循环。现在除了政策、资本助推之外，在共享经济领域里，真正能经受住市场洗礼的企业几乎没有，资本和政策开始降温之后，行业也随之变成了现在的裸泳状态，之后资本会越来越理性，消费者虽然此前从中得到过一些好处，但如何培养消费习惯、完成商业变现还是很难。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