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8月26日在北京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有关条款，回应了电影《我不是药神》反映出的一些问题。这部电影去年在中国上映，因为体现了国内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引发舆论热议，同时也受到官方重视。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6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与修改前相比，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假药”和“按假药论处”的法律责任有必要做出区分，同时，对于进口少量境外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但相关修改不等于降低了处罚力度，而是从严设定了法律责任。

对仿制药的管理和认定，比起一概而论和一网打尽，法律层面精修细补将具备更多的现实意义。理性地看待情理和法理的平衡，既要看到一些弱势群体的辛酸和无奈，也不能忽视法律和制度建设所秉持的初衷和方向。

片子的主人公从一个潦倒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一夜之间被病患们封为药神。夹杂了仿制药、原研药、癌症、病患、生命等一系列复杂议题，电影几乎是捅了现实最残酷的“马蜂窝”。

中国人害怕得病，这种怕与其说怕治不好，不如说怕治不起。仿制药的存在相当于曲线救命，因为降低了药价能使更多穷人获得救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治不起”。但若一味发展仿制药，谁还会花高成本研制创新药，“治不起”将直接变成“治不好”。 

如果强制让有能力研发新药的药厂降低价格，因为缺乏利益驱动，很容易产生反效果。药品研发是一项异常昂贵并且高风险的工作，没有高额利润的回报，药企很难有动力去研发新药，尤其是那些用来攻破疑难杂症的“神药”。

出于对原研药的保护，这是法律之所以对仿制药不近人情的原因。漫漫审批流程，经常是对患者的最大煎熬。救命救急的时候，群体最容易被捕捉的是情绪，“小我”难保，谁也无力去理解“大我”。只有以“大我”为出发点，又最大限度照顾“小我”诉求，药品管理法改革才能不仅有态度，更有温度。

《药品管理法》历经三次审议，历时一年。做出多项创新性调整，包括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鼓励药品创新、建立药品追溯制度。在此之前，国务院多次发文力推抗癌药降价，李克强总理曾就此批示说，有关部门要“急群众所急”，推动相关措施加快落到实处。

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可能面临猝不及防的险境，一次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碰撞出前所未有的火花，法理情理能够在反复的博弈中，达成共识促成改变就是好的开始。平凡生命的夙愿总是生长于心碎中的遗憾，认清生命漫长也短暂，才“愿为险而战”。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