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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跛脚:印度经济“两极”交困

出处: 作者:记者 陶凤 网编:昌宏 20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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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午夜的钟声敲响,全世界都在沉睡之时,印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和自由!”1947年8月14日晚,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发表著名演说“命运之约”。70年过去,经过“最鲁莽的建国实验”,亲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印度并没有像西方政治家预言的那样分崩离析,而是野心勃勃向着自己的超级大国梦狂飙。然而,至今仍有1/4的印度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断地提醒着印度不能沉迷于改革的幻象。

在大多数人眼中,印度是一个充满巨大反差的国家。宽容与非暴力的理念从这里走向世界,但妇女儿童却常在暴乱中被残忍杀害;走在亚洲最早沐浴西方文明城市街头的人们,却有百年前的卫生陋习;接受英语教育的年轻人在硅谷成为创新发动机的同时,他们的祖国仍有着数不清的贫民窟和乞丐。没人否认“莫迪新政”的宏大愿景,但基础设施落后、税收体系复杂、劳动力素质低下、土地制度僵化等,仍是愿景之下印度吸引外资、经济发展中躲不过的难题。

“两极”经济

对印度经济的评估,国外分析人士常与印度人一起,在自满和自责间来回摇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显示,2017-2018年印度经济增速为7.2%,2018-2019年增速为7.7%。印度仍将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在全球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印度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较年轻、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增长正在加速等诸多优势,愈发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关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2016年间,印度的人均GDP从81.3美元增长到1709.4美元,整整翻了20倍。

今年2月仲量联行发布的 “城市发展动力指数”全球30大城市榜单中,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上榜城市最多的国家,共有6个城市入选,比中国多1个,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更是击败此前两年的榜首城市伦敦,首次登顶。

在安永的印度吸引力调查中,早在2015年印度就已超过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

莫迪自2014年5月上任以来,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印度制造” 、“技能印度”、 “数字印度”等政策,并伴随以扩大对外开放、税制改革、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致力于改善印度营商环境,以期获得更高速的增长。

这些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2015年印度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由于统计年度的差异,无论印度增速能否超过中国,印度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但“莫迪新政”也并未呈现出当选时所承诺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失业和贫困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两大痛楚。

虽然历届政府都把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但一直收效不大。印度的10亿人口中有1/3文盲。年人均收入目前还不足480美元,其中有3亿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赤贫的城市新移民在印度各大城市随处可见。

制造业洼地

这个国家终于发现,它需要发展制造业来为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提供工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者创造就业。与中国不同,过去30年间,印度经济增长中,服务业是支柱产业,目前服务业在GDP 中的占比稳居50%以上;工业占比一直维持在25%左右,但扣除采矿业、建筑业之后,制造业占比仅在15%左右。

西华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龙兴春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印度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主要也在于本身的制造业基础太差,对症制造业之困,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解决就业的问题。”

要去印度首都孟买郊外的工业区,最好乘坐德里地铁,因为市中心宽敞的公路出城不久就变成了泥土路。有些工业区虽然名字取得响亮,但期待在这里看到大型工厂的来访者却经常失望。

印度制造业几乎与大规模不沾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的工业产出今年5月仅增长1.7%。由于连在制造简单产品方面都实力薄弱,这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仅占2%。印度已经认识到,仅靠提供低端服务不足以拉动经济,这促使总理莫迪发起了“印度制造”运动,并推出相关措施。

有一种担忧是,印度现在发展制造业可能太迟了。“经过政府几十年的管制,印度根本不存在规模经济”,开关电源及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制造商卡迈勒·卡普尔说,“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害怕让私营部门发展壮大。我们已经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

塔塔集团旗下一家曾经制造铁路机车的企业就是例证。几十年前,印度政府决定,应由公共部门的实体制造机车,塔塔只好放弃该业务。因此,当印度铁道部不久前重新授予私营部门制造机车的合同时,受益的是外国公司,包括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的一家合资公司。印度本土的公共部门企业集团毫无竞争力。

更糟糕的是,亚洲制造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使印度的任务变得更加棘手。廉价劳动力依然是一个优势,但要吸引跨国企业转移生产地点,物流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印度在这两方面并不占优势。

此外,制造业需要训练有素和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但是这两点在印度很难做到。从人口结构看,印度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目前印度半数人口年龄低于25岁,2/3的人口年龄低于35岁,平均年龄仅为26.2岁。但是,印度劳动力素质明显偏低。世界经济论坛人力资本报告对13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15年印度人力资本排名105,落后于中国和巴西。

基建软肋

发展制造业不仅需要企业家和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还需要有强大的能源与通讯系统来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且还需要有四通八达的物流系统来完成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商品的流转。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制造业之所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政府税源严重不足,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

政府对未来基础设施的规划是,未来十年基建投资规模1.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率将维持在15%左右。

“对印度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来源,而是工期过长。”印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Apurv Kumar Mishra表示,由于印度土地私有,基础设施建设所涉及的土地需要与每个所有者来谈判,这通常会拖累项目的进展。

不仅是基建项目,一些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项目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虽然部分邦政府出台了地方性法规,简化土地征收程序, 但总体而言,印度土地制度改革仍明显滞后。

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可能与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许可证制度所造成的政府腐败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印度政治制度本身的质量。

在龙兴春看来,印度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民主政治与混合经济的“错位”。“印度的民主制度致使决策分散,而印度经济又以混合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为主,需要审批许可,两者缺点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企业效率低下。” 龙兴春说。

“印度的民主可能变成决策效率的阻滞和政策设计的掣肘,莫迪只是执政者。在各邦,邦政府在对待外资外商的态度上会千差万别。因为各邦经济发展不平等,而且存在着宗教和民族冲突,印度甚至还存在着蒙昧的种姓制度。”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进一步解释称。

这些落后的印度“特色”,一旦去除华丽的民主外衣包裹,真实的印度就呈现在外国投资者面前。在复杂的税制、征地难题和不堪的基础设施面前,加之印度官僚机构的贪腐和缺乏效率,外国投资者在印度看到的可能不是印度式乐土,而是印度式无奈。

要想解决束缚制造业发展的以上两大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改革,而不仅仅是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就像诺斯·道格拉斯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想要让企业家阶层脱颖而出,想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必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制度变革,比如种姓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特别是能够激励企业家创新与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的制度变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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